苏军卫戍司令还态度生硬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要不是“老大哥”这一层关系，曾克林早就“翻脸”了。他耐着性子解释说，我们是中共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奉延安总部之命前往东北受降。谁知，被这位卫戍司令一口回绝，将曾克林等赶回了火车。曾克林经与唐凯商量，决定再次到苏军司令部交涉。这一次来到苏军司令面前，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就不同了。唐凯投身中国革命时曾在自己胳膊上刺过五角星和镰刀、斧头的标记，于是他将袖子一亮，露出胳膊上的印记大声喊着：“共产党，毛泽东！”终于，苏军看出了门道，态度改变了，最后同意冀热辽军区部队下火车进入沈阳市区。按照苏方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均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并摘下八路军徽章。苏军城防司令部通知所属各部队对人民自治军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限制。随后，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成立，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张化东任副司令员，汤从列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显示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的军威，曾克林整顿军容，部队穿上了缴获来的日本军衣，扛着枪威风凛凛地走在沈阳的大街上。被日本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军队走在大街上，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苏军看到八路军如此受民众欢迎，态度大有改善。两日后，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官克拉夫钦科上将还亲自会见了曾克林和唐凯，并答应给予配合。
曾克林由于有了苏联红军的支持，便放手在沈阳大干起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自任司令。当时的沈阳一片混乱，大批日军和日侨在等待美国军舰的遣返回国，暂时滞留在沈阳。东北老百姓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的殖民统治，对日本人恨之人骨。一旦在路上相遇即举拳就打，以发泄十几年来的怒气。沈阳市面仍由伪满旧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则忙于搜集日本在沈阳的资产，和拆御军工企业的设备，加紧转运回国。由于工人大批失业，街头流民日益增多，曾克林等即组织补充部队，不到１０日，部队从不足千人迅速扩充到两万人。苏军有意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军火仓库交给曾克林看守。于是曾部很快运出了３ 万支步枪，３００ 挺机枪和１００ 余门火炮。由于动作过大，惹恼了苏军。苏军担心的倒不是这些日式轻武器的流失，而是怕刺激蒋介石和美国人。为此，苏军下令要赶走曾克林所部，曾克林根本不吃这一套，理直气壮地告诉苏方，要赶我们走必须要有延安中央的命令。结果弄得苏方毫无办法。
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进入沈阳的同时还分别占领辽阳、鞍山、抚顺、本溪一带，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即返回锦州，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负责接应出关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冀热辽军区部队配合苏军部队进入东北的行动，为中共组织和人民军队进一步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尽管此时具有远见卓识并且棋高一着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大胆作出了一系列经营东北的举措，但东北和苏联政府及红军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苏军对于中共进入东北后究竟持什么态度？已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亟待进一步获取上述方面的新的情报。
为了了解东北情况，此时中共胶东区党委即已派日其恩、邹大鹏率领一个连１００余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战略侦察，于８ 月３０日攻占庄河县城，发现当时苏军只占领少数大中城市，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均未占领。吕、邹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山东军区并转报给中共中央。
但是仅仅靠上述情报仍解决不了问题，中共中央对部署大规模行动仍有顾虑。
９ 月１１日，先期到达东北大连同苏联红军取得非正式联络的中共胶东区党委的吕易来电，报告他们到达东北后的情形。尽管苏方并没有允诺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要道，但具有过人眼光的刘少奇仍决定加大进军力度。他当天向毛泽东报告说：胶东区党委派吕易率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于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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